上访者为何被关进精神病院？(转自海安漫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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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可耻与人通奸丈夫含恨息事宁人　&
案件发生在江苏省海安县新生乡古河村。
　　这是苏北平原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事情的起因也并非惊天动地……
　　丈夫吴学富，1952年生，古河村商店营业员，退伍军人，中共党员。
　　妻子张存美，与吴学富是同乡人，古河小学民办教师。
　　邻居范从贵，40多岁，光棍一人，以种田为生。
　　日晚，吴学富吃完饭就到古河村商店守夜看店去了。这段时间，吴学富正准备盖小楼房，建筑材料堆得满院都是，近来发现砖头时有丢失，便于当夜又从商店返回家里查看。当吴学富检点建筑材料时，在自家东窗外听得房中有人说话，顿觉诧异，遂猛烈敲门，并大声吆喝：“开门!在家里弄什么?”其妻张存美开灯开门后，吴学富进屋将大门关上，责问道：“家里什么人在说话?”
张存美掩饰说：“哪有什么人?你看见鬼了?”说着拖吴往东房里去看……但这时吴学富听到有人窜往西房的脚步声，知道西房中必然有“鬼”，就一边守住大门，一边厉声喝道：“快出来，不然我跟你拼命!”僵持了一阵后，一个战战兢兢的男人低首从西房蹭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吴学富细一端详，奸夫竟是邻居范从贵。&
日晚，该村村民吴学富无意中发现了妻子张存美和邻居范从贵的奸情并当场抓获。后张、范二人通谋，诬称吴虐待妻子、教唆范强奸自己的老婆等。日，吴学富被指控犯有“教唆强奸罪”、“虐待罪”，被海安县人民检察院逮捕。后海安县法院以虐待罪判处吴有期徒刑二年，以强奸罪判处范从贵有期徒刑二年。吴不服，多次向县、市、省三级法院、检察院上诉，均被驳回。范为强奸罪不服而申诉，亦被驳回。1988年9月，吴、范又以诽谤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从此，吴学富踏上了长达15年的漫漫上访路。两次入狱，绝食抗争，几度濒临死亡；流落街头四处喊冤，被收容遣送达28次。终于，这宗积重难返的冤案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直接干预下，才于1995年3月得到纠正。平反后的吴学富要求依法追究诬告陷害者的法律责任，再走上访路，岂料又被收容遣送，并于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开始了遥遥无期的“强制治疗”……
上访者为何被关进精神病院？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
海安的“杨乃武案”
在古河村——吴学富的家乡，记者看到在一幢幢漂亮的农家小楼中间，赫然立着一栋两层高的破旧楼房，屋顶的瓦片被敲碎，只余断垣残壁。正是早春时节，屋前屋后金黄的油菜花随风摇曳，越发让人感到人去楼空的凄凉和荒芜。
村民告诉记者：“吴学富是退伍军人、党员，那时在村里的代销点做营业员，勤劳、吃苦，是种桑苗能手，家里很快就发财了，白手起家在村里盖起了第一栋楼房，老婆张存美是民办教师，这个家在村子里是很让人羡慕的。没想到好好的家竟弄成了这个样子……”村民们摇着头，叹息着。
吴学富入狱后不久，张存美要求离婚，很快就嫁到了南通。十多年来，吴学富在外伸冤，也顾不上儿子，慢慢地感情就淡漠了。现在儿子和张生活在一起。
记者：吴学富一直上访，现在又被送到精神病院里，村子里是什么反映呢？
村民：人家都说他个性强，意志太坚定。村里人都觉得不值得，他的损失太大了！这个新房子砌起来后一天都没住过！本来是一方生活作风问题引起的家庭矛盾，但是到法院却搞成了丈夫虐待妻子。
记者：他把房子敲了，是什么时候？
村民：离现在有四年了。他很少回来，不把这里看成是家。他敲房顶的时候我们也劝他，他不听。他说气得要杀人。他的冤大哪！那个时候他已平反，他气的是这么多年来一直蒙冤，结果那些诬告陷害他的人，公、检、法、政府和检察院哪个都没有错。就一句话说你平反了，什么也没有。他想我是无缘无故地做了三年监！
村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打着赤膊，穿着短裤，吃饭在邻居家吃。村民很同情他：“大家希望他回家来，不要告来告去的，安安心心过日子。回家总比在监牢里好，好歹自由。他是受陷害的。”
在吴学富家屋后的平房里，记者见到了范从贵。他年已57岁，至今单身一人。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吃了强奸罪、诽谤罪的两次官司后，落得个一贫如洗。他懊悔道：“当初真不该相信了她的话。”围观的村民轰笑了起来。
范从贵在日的《刑事申诉状》中供出：“自从通奸败露后的六个多月期间里，张先后共十四、五次主动找申诉人密谈，指令申诉人一切往吴学富身上赖……她还对我表白说：‘告了吴学富，不好不告你，不然乡政府要撤掉我的教师职务。你为我吃了苦，我心中有数，反正你没得女的，你这次承认强奸，我以后就跟你。’申诉人听从了张的甜言蜜语，致成申诉人在归案前后态度始终不能明朗，不能忠于事实的真相。”
据了解，张存美的这番承诺是写过条子的，这是很重要的证据。但在审查时被公安人员拿去了，奇怪的是未予采纳。劳改期满后的范从贵得知张存美早已嫁到他乡，心中又悔又屈，遂向检察院提起申诉想翻案，结果又以诽谤罪被判了一年刑。
没有范的“强奸罪”，何来吴的“教唆强奸”和“虐待罪”？1985年8月海安县法院对吴的刑事判决书认定：“一九八四年以来，多次唆使邻居范从贵与张存美纠缠……被告人吴学富为抛弃妻子，对其恣意虐待，以致制造奸情假象，陷害妻子。……已构成虐待罪。”这个结论自然应该受到质疑。一错一枉，本已令人慨叹。遗憾的是，至日，申诉人吴学富、范从贵再一次因诽谤罪被判刑一年。
舆论哗然。将错就错的判决终于将吴学富推向泣血的上访申诉路。
泣血的上访路
很长时间里，吴学富成为徘徊在县政府、法院门口的“幽灵”，胸前写着斗大的“冤”字，背部写着“民被诬陷，判刑坐牢，开除出党”的字样，不时引起人们的围观，更成为海安县某些部门一直头痛的事。
十几年来上访之艰辛只有吴学富自己最清楚，他在控诉书中写道：“在看守所绝食抗议中，坚持了四十几天，被迫用工具灌菜汤米汤，两个多月下来，剩下皮包骨头，近乎死亡，保外就医时已不能说话，下身瘫痪。刚能拄拐棍站起时，便带着10岁的儿子一路乞讨流浪，进京告状伸冤。在北京，饿了就到菜市场拣菜叶吃，夜里没地方睡坐火车站也不太平。下雨下雪被赶出来冻还算好事，最头痛伤心的是经常被捉去送收容站，进了遣送站不如监狱，吃不饱睡不好，每次出来都是一身虱子，难受极了！我在北京四个春夏秋冬，被收容遣送有20多次。关上十天半个月不等，就送劳教所劳动。实在无法了，凡是告状的都是一起绝食抗议。他们看到快不行了，才放我们走了事。每次出来都是饿得头昏眼花。就这样一次次地从鬼门关死里逃生。”
在海安县检察院退休干部卢智勇家，患有严重哮喘病的老人行动已很艰难。在这场漫长艰难的申诉历程中，卢老用战争中伤残颤抖的手为蒙冤者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申诉材料，多次下乡走访、调查，甚至上书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不厌其烦地陈述吴的冤情，申述平反的理由。
1989年，海安县农机公司退休干部徐东动身北上，到最高法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一个老审判员接待了我，我向他口头陈述了20多分钟，他感到莫名其妙，他说你不是为自己的事来的？我说我是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的。这个人是受害者，现在在讨饭。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希望全国人大能以共产党人的气魄来平反我们海安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案，1992年行文，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长到江苏，1994年全国人大派员来南京直接交办。直到1995年4月江苏省法院才宣告吴学富无罪，彻底平反。同年，吴学富向检察机关控告，要求依法追究诬告陷害者的刑事责任。对此，海安县和南通市检察院的答复是“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吴学富悲愤难当，决心再走上访路。临行前他回到阔别12载的家，将家中的楼房砸了！大有不讨回公道不回乡之决心！他哪里想到这一去，竟“走”进了精神病院，前途未卜……
“古河一案是一件很典型的诬告陷害罪，而且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此案经省检察院、法院复查，证实吴学富是无辜的。既然省法院已经改判吴无罪，那么原指控吴犯罪的材料就是诬告陷害的证据。‘证据不足’论应该休矣，诬告陷害者必须追究！”海安县的一群离退休老干部对此直言不讳。
精神病院里的“诉讼狂”
吴学富进了精神病院！消息传到海安，人们议论纷纷：吴学富莫非真成了精神病人？
日，熊静平去通州市博爱医院看望朋友吴学富，受到了百般阻挠。医院提出，要见吴学富，一要院长同意，二要海安县信访局的介绍信。熊只好偷偷在病区外好不容易找到吴所在病房，才得以见上一面。
“吴学富告诉我他是日关到这里的，从南京被他们抓到南通收容遣送站，他说我讲错了一句话：‘你们把我关到收容遣送站，顶多只能关我一个月还是要放了我，放了我还是要上访。’讲了这句话他们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来了。住在这里每天要服三次药，吃药的时候有一个护士和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白白胖胖的像个打手。这个人就跟在护士后面，药片送到你手上，你就得吃。你要不吃的话，他的电棒就一捣，强制服药。我说你现在没有精神病，他们老给你吃那个药，长时间会不会有问题？他说长时间恐怕不行。我说那你不要吃，吃的时候假装咽下去，然后把他吐出来，就像电影《追捕》里那样。他说不行不行，他们要看着你喝开水咽下去才会走。你没吃下去，他们就会用电警棍在背后一捣。我问他们给你吃什么药？他说叫脑康。
“后来我被那个象打手一样的胖男人轰出来了，我问他你们这个医院很奇怪，为什么不许家属来看望病人？他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这里还有63年就关在这里的。我问他是什么毛病？他说没有其他毛病，就是老是想上访。我说上访这叫什么病？他说叫‘上访综合症’。我说这名字是你们医院定的吧？他笑了笑，没作声。”
熊静平第二次去看吴是在日。“二病区的过道里有三道铁门，两边住的都是病人。吴学富他们被叫出来排队，也不知道是干什么。我看到他了，就向他招手。他也看到我了，但是没有反应。感觉就是头大了，比以前胖多了，脸像白纸一样。当时我看到这情形时的第一个感觉是要不他服了什么药或者怎么的，可能大脑被抑制住了。后来也没跟他交谈，因为不给进。”
作为多年的朋友，熊静平对吴学富的评价是“他这个人工作、持家都是不错的，就是性格比较倔强。比如说这桌子上的漆是红的，你说成是黑的，不行，他一定要把它搞清楚。这个脾气我们都知道。吴学富有个战友在法院里，他跟我讲过，吴学富在部队里入党，还是他做的介绍人，他说他要是早两年转业回来，吴就不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日中午，记者佯称受吴的姨妈之托来看他，暗访通州市博爱医院——江苏省指定的精神病“强制治疗”定点医院。院长不在，接待我们的是医务科陈科长，听说要见吴学富，陈特地打电话请示院长。得到批准后，我们在小会客室见到了吴学富。陈科长在旁做记录。
吴学富看上去神情有些木然，不大说话，问一句，他才答一句。
记者：家里人托我带话给你，只要你写个保证，答应不再上访，回去后安安心心过日子，他们就会来人保你回去。你自己是什么想法呢？
吴：行，不上访了。
记者：你会不会现在保证得好好的，到时候又反悔了，觉得自己还是挺冤的。
吴：冤当然冤。但不告了。
记者：你觉得冤，但不打算告了，是觉得没希望了？
吴：不告就没希望了。但我不告了。
记者：你不是平反了吗？为什么还要上访？
吴：平反了，但是陷害我的人还逍遥法外。
记者：他们给你在哪里做的精神病鉴定？
吴：没有做。
据吴学富透露，1999年12月他到省人大上访，正感到无路可走准备在省人大门口吊死时，被送到派出所了。第二天南通市收容遣送站来人把他从南京市公安局接回南通，在南通市收容遣送站呆了10多天。
记者：在收容遣送站期间有医生过来吗？有没有人来问话？
吴：没看到医生。中间有个专案组来问话，他们告诉我是专案组的，问了我一些案子的情况。又过了好几天，他们就把我送到这里来了。
记者：你当时很不服气？所以到这边来就绝食，后来怎么又进食了呢？
吴：他们跟我说，只要你不绝食，我们就放你回去。可是我进食了以后，他们又不放我回去了。
陈：写了保证书说不上访，但我们转弯抹角地问他，他还是不服气，还是要上访。
快要离开时吴学富对我们说：“跟我妹妹讲，我保证回去后不告状了。他们讲的话有的可听可不听。”他站在铁门口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离去，似乎要说什么，终于没有话，又被带回了病房。
记者：现在对他的诊断有什么说法？
陈：我们还是根据南通市司法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来诊断的，就是“偏执性精神病”（诉讼狂）。
记者：象他这个病，一般来说有什么症状？
陈：这个……具体我还不清楚。就是反复上访引起的一系列症状。谁保他出去的，将来上访的话，政府部门要找他的。他妹妹要写个保证书给信访局，她有监护责任。就怕在这里保证不上访，一出去又上访了。我们这里有六七个这样的病人。
记者：从你们医生的角度看，怎么判断他有偏执型精神病？
陈：一般人达到要求就算了。他是达到了一个要求，还不满足，他还有下一个要求；下一个要求满足了，还有下下一个要求。他的鉴定是进来时就有的，是南通市司法鉴定委员会做的。
记者：看他反应好像很木然，反应很慢？
陈：那当然，在里面呆了那么长时间，吃了这个药，对大脑有点抑制、镇静作用。刚开始时服的是“脑安康”，现在吃的是“绿丙酮”。
记者：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海安县信访局，只要那边同意了，他就可以回家。
陈：这个事情，跟你说老实话，海安信访局要问我们医生，但我们医生很难说这个话。像这种病，很难保证他回去后不会再犯。刚才看他还是不服气，说明他思想上的核心问题还没解决，脑子里的观念转变不过来。他是无奈、想出去才说“不上访”，真的出去后谁能保证他不上访？
记者：要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得永远呆在这里？
陈不答，催促我们赶快离开。
记者：海安也有精神病院，为什么不能就地治疗？
陈：这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主要指这种上访病人。
荒唐的精神病鉴定书
这份由江苏省南通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技术鉴定小组于日签发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疑窦丛生，堪称荒唐。
——鉴定书上的委托鉴定单位注明的是“新生乡人民政府”。按照程序，司法鉴定一般由当地政府或家属向县或市司法机关提出作鉴定要求，然后再由司法部门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专科医院进行鉴定。新生乡人民政府是否具有这样的委托资格尚且值得怀疑，况且，吴学富近几年来不在新生乡，乡政府根本不知道吴目前的精神状况，凭什么委托鉴定？
——鉴定书上的案由写的是“多年缠访”。长期上访是因为控告屡屡受阻，现行法律并未规定上访人员的上访时限，“多年缠访”能否作为精神病鉴定的案由值得怀疑。
——鉴定书中的“案情摘要”陈述“该患者怀疑自己的老婆张存美与他人通奸……唆使范从贵强奸张存美”，与1995年3月江苏省高院作出的结论“原判决认定吴学富自1980年即有抛妻之念和多次唆使范从贵与张存美纠缠，经查证据不足，不予认定。被告吴学富无罪”明显抵触。
——鉴定书的结论认为吴学富“罹患①偏执性精神障碍（诉讼狂）②无行为能力”。据一位精神病专科主任医师解释，“所谓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即妄想型，指的是他的思维和行为脱离实际，与现实不相符合。可是吴学富所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他的所作所为符合实际，是因为对他的处理不服才上诉的，并非是无缘无故的上诉。”有知情者发问：吴学富在十多年申诉中写了数百份申诉材料和信件，且平时学习《刑法学》等法律知识，何来“无行为能力”？
回到广州后记者再一次拨通了通州市博爱医院羌院长的电话。一听到记者的采访意图，羌院长表示“原则上不接受采访”，但可以做几点说明：吴学富每年1万元的治疗费由海安县政府承担。在博爱医院，类似吴学富这样的病人还有几个，属于经过司法鉴定后强制治疗的对象，是政府行为。他郑重地告诉记者：“对吴学富所作的鉴定结果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我对此坚信不疑。这个结论不是随便能推翻的，它是由南通市最高司法权力机构作出的，必须有相当资质的人士才能参与，因为鉴定人对结果负有法律责任。”
当记者问“为什么亲友不能面见吴学富，而必须持海安县信访局的介绍信”时，这位院长回答说，吴是特殊病人，医院作为他的监护人，要对他的安全负责任。随后，他给了记者一个忠告：“这里边的新闻价值不大，没必要深究。我也看过关于吴学富的报道，顶多让我再看一篇报道而已。”最后以正在开会为由很快挂断了电话。
那份“权威”的精神病鉴定书是如何出笼的？记者通过电话辗转找到当年该鉴定小组组长周勤芳医生，但这位年已七旬仍在工作的老医生已完全记不起当时的情形了：“我每天要给那么多病人做鉴定，哪里记得？”
海安县信访局一负责人则反复重申：首先吴学富是有精神病的，这是由司法部门按照司法程序作出的鉴定；他现在治疗得怎么样，我们不了解情况，去问医院好了。至于要见他和保他出来须经信访局同意，我们根本没有这样说过，完全由医院决定。
双方互相踢皮球。
在海安县城，一提起古河一案顿时就能感到空气的异样。人们对吴学富的遭遇莫不摇头唏嘘，但随即讳莫如深。记者还了解到，以卢老为首的一批离退休老干部因为坚持为吴学富长期提供法律援助，被专案组斥为“无组织、无纪律”，并发狠要“处理”他们。
吴学富的上访为什么会如此触动海安某些部门的敏感神经？正如该案的一位见证人所言：“古河冤案既有办案人无法剖白的恣意铸错，又有某些监督机关的失察，从而大大扩大了执法者与受害者的‘位差’，以至在‘面子’和法律面前，我们的执法者一再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他们觉得维持原判就等于维持自己的尊严，因而不择手段地去维护过去的错误，即便受害人冤沉海底也在所不惜！”
吴学富是在颠沛流离的上访生活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15年，今年53岁的他是否就这样在精神病院的高墙内度过余生？不管怎样，这个凄怆的结局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值得深思的是，在长达15年的申诉上访中，即便在最感绝望无路可走时，吴学富所能想到的最过激的举动就是在有关部门门口寻短见。他在一份申诉书中写道：“我相信党，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依法追究范、张的诬告陷害罪，让我早日回家种田、工作和生活。我不会去死，更不会去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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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就是脾肾虚弱的表现，您自己要去克制，最好能够戒掉手淫的习惯，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少吃辛辣的食物，少喝酒，不吸烟，平时多参加体育锻炼
精神病-百科介绍
精神病(psychosis)指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动作行为等心理活动均可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不能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动作行为难以被一般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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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为何屡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
日12:54 　
中国新闻网　
原标题：谁被送进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
在广东女子邹宜均事件中，当事人自称因“家庭纠纷”被强行送了进去；因为官民矛盾，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在2008年同样被精神病院“勉强收治”。盘整媒体公开报道，此类事件不下20起。
医学界认为，精神病患者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识，强制住院是保护他们的一种手段；法学界专家则认为，强制医疗剥夺了患者的人身自由，应该慎用。
当记者将目光投入到这个封闭并在某种程序上被妖魔化的机构时，又看到了它在当下社会关系中面临的困境。一个数据表明，国内各种精神疾患的总患病率已由20世纪50年代的2.7‰上升到90年代的13.47‰。精神病人被认定的不规范，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这里有医学的模糊，同样也有法律的空白。
《中国新闻周刊》采写这组文章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天，中国精神病人的诊断、收治和监管，包括精神病院的管理和运行，能够处于法律和医学的双重规范之下。
内文导读：
正常人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事件频频发生，引人深思
被家人强制送到精神病院之前，曾经有着齐腰长发的邹宜君
被强制关在精神病院的日子让邹宜君痛苦万分
如今的邹宜君已出家为尼，提起往事也平静许多
一个女人的“精神”病历
最终出家的邹宜均的曲折经历证明了一事实——当精神病院介入到家庭纠纷中，作为被孤立的个体，“越不承认有病，病得越严重”
本刊记者/周华蕾(发自北京、深圳、广州)
日，这是邹宜均“一条不归路”的开始。
这天，她和往常一样，拿报纸、和保安打招呼后再离开大厦。她坐上二哥邹建雄的车，一并去宝山墓园为过世一年的父亲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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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料到，就在墓园门口，她被七八个男人推上了另一辆面包车，他们给她铐上手铐，强行脱下她的裤子，把冰凉的针筒扎向她。哥哥没有救她。
耻辱与瘫软无力间，她觉得自己被绑架了。她的眼睛被蒙上了细长的旧领带。等她醒过来，身边是好几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女孩的头上带着护士帽，不少人走来走去，四周似乎没有出路，要么是一道保安看守的玻璃防盗门，要么是一个大牌子：“护士站”。
她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都是为她好”
两年后。日上午9时，一起矛头指向精神病医院的官司在广州白云人民法院开庭。原告邹宜均，她现在已经出家为尼，法号“果实”，她一身灰袈衣，面容清秀，只是剃去了一头齐腰的长发。被告是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中山埠湖医院和邹宜均的家人。
在法庭上，邹宜均表情平静地陈述过往遭遇，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她原本一家6口人，父母，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家境优裕。2005年父亲患上肺癌后，一家人陷入了混乱。
他们家是传统的客家人，为给父亲冲喜，匆匆给她介绍了对象并闪电结婚。但这段婚姻随着一个月后父亲的过世名存实亡。经过漫长的冲突和协议，她与前夫离婚，获得30万赔偿。矛盾跟着爆发，按照邹宜均的说法，母亲是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长，想强占她的30万。于是一家人合谋，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听到风声后，她与朋友兼律师黄雪涛签署了授权协议书，要求其在意外情况下代理她采取必要行动。几天后，她果然被家人送进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羁押5日后，她被转移到中山埠湖医院，禁锢了三个月。
之后她回到家中，又受母亲的软禁。一个多月后，她逃出来投靠朋友，最后被家里扫地出门，再也回不去了。
“血泪控诉”，这是一位在场者的印象。
然而邹家人早前的表述，却截然相反。2007年10月，邹宜均家人曾在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召开记者招待会，宣读了长达8页的公开信。信上说，邹宜均因为父亲过世和失败婚姻的双重打击，曾有8次自杀行为，已经患上精神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她好。
而精神病医院在收治邹宜均的时候，采信了她家人的说法。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至今不相信金钱动机一说，“二三十万在深圳算啥钱嘛！她家庭不错，哥哥姐姐都是公务员，犯不着为这点钱把妹妹送进精神病医院。”
知情者表示，邹家人送邹宜均入精神病医院另有隐情。邹宜均2005年底皈依以后，开始热心公益事业，她的母亲发现女儿变了， 她觉得女儿“老是跟坏人一起”，怕女儿“乱花钱”，她一度怀疑女儿中邪。
矛盾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爆发了。2006年10月，邹宜均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邹的二哥和母亲要求医院隔绝她跟外界的联系。会诊后，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收治了邹宜均，它认为，“邹宜均确实有精神病”。
但邹宜均的“非自愿”，让她的朋友和媒体迅速聚拢在她周围。他们本能地怀疑医院和邹家人的动机，试图“营救”邹宜均出院。
“医院起到保护患者的权利的职责，但一旦医院放弃了这个职责，那就非常恐怖。”黄雪涛发现近年医院收治冲突背景下“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例越来越多。她认为，精神病医院是一个变相的“契约监狱”，“它只对出钱的送治人负责，收谁的钱，就对谁负责”。
“家庭纠纷跟我们没有关系”
“按你们的逻辑，送进来一个就当精神病治，精神病医院是个很好制裁人的地方，那是把我们当白痴了？”负责处理这起医疗官司的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的医务处主任张延赤是东北人，连日来媒体的穷追猛打让他很烦躁。
“学精神医科本来就够倒霉了，在国外心理问题是排最先的，但在中国这个问题不受重视，普及率、知晓率本来就很差。如果精神病大家都能理解的话，也就不构成一门学科了。”
张延赤一再强调，精神疾病的教材有上千页，“像失眠、神经衰弱、抑郁、焦虑啊，都是精神疾病里的”，“很多人看着没病，但事实上已经构成诊断标准了，并不是满街跑的，杀人放火的才是精神病”。
根据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多次会诊的结果，邹宜均患上的是“双相情感障碍”。病历上记录着“交谈过程中，病人语量较多，思维略显奔逸，情绪不稳定易激动且表情高傲，与医生交谈时常有不屑一顾的表现，病人自我评价过高，病史中病人言行草率且有明显的抑郁病史，目前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
翻开双相情感障碍的病史，梵·高、海明威、费·雯丽、舒曼，都曾经被这样的疾病纠缠，这个病，又称躁郁症，是一种兼有躁狂、轻躁狂和抑郁发作的情感障碍。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营销部经理邹林峰说：“她控制不了她的情绪，乱说嘛。她把那些潜规则也拿出来说，昨天给谁送礼，今天走什么关系，谁家没点这事，家丑不可外扬嘛，但她都不会瞒的，跟‘文革’时候的揭发检举一样。”
事实上，这种精神疾病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存在。根据中国卫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统计，中国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人口总数超过1亿。
而院方认为，邹宜均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自知力。“越不承认有病，病得越严重。”
在医生眼里，精神病人群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群体。张延赤就曾被病人一顿暴打，也经历过看似正常的病人把蚊帐剪下来，一根一根往窗帘杆上挂，企图上吊。日积月累的“实战”，让他们习惯“防患于未然”的心态。
对邹宜均这种可轻可重、反反复复的“疑似精神病人”，加之家庭提供她有自杀倾向的证据，院方通常建议，留院观察。
在中国精神医学界，许多人对精神病人的住院权持保留的态度。他们认为，由于病情严重而完全丧失认识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可能行使住院权。这些精神病人拒绝住院，并不是出于理智。如果听任精神病人拒绝住院，可能会使他们贻误治疗，病情加重。
“这只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医疗服务，家庭纠纷跟我们没有关系。”张延赤说。
医院认为这种基于家庭纠纷，将正常人送入精神病医院问诊的情况是“极小概率”事件。在张延赤二十多年的就医生涯里，仅发现过一例类似事件：一位湖南女孩被家人恶意送进医院治疗，但医院当时就告诉女孩，她没病。
这种排除“抓错正常人”风险的手段，一是靠医生的经验，二是靠长期的观察。但医院坚持，反复为邹宜均会诊的结果，“她就是精神病”。
与媒体和社会对邹宜均的同情相反，医院采信了邹宜均的家人。“为了给小妹找个地方，哥哥来考察了两三次，母亲也哭得很厉害，说一定要救救我女儿。如果一个孩子不懂事，家里管管还不行，为什么没完没了地跟人家过不去？她把她一家人折磨得够呛。”张延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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